和谐的价值基础全世界都一样



文/邹啸鸣





1750年前后，中国与欧洲的人均工业化水平相差无几。肯尼迪在《大国兴衰》一书中专门列表说明了到1900年为止的期间，中国的衰落与欧洲列强的迅速发展的数字对比。在那150年间，中国的人均工业化指数从8下降到3，英国从10上升到100，美国从4上升到69，日本从7上升到12。




20世纪前半期，中国普通农民是否比他们2000多年前汉代祖先生活的更好，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（柯武刚2002）。而在这已经过去的20世纪后半期，中国农民的整体生活水平，无疑得到了极大的改善。人们渐渐远离战争状态，死亡率下降，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，与外界的联系的渠道和频率迅猛提升。今天一个普通农民所能享受的消费品是历代皇帝们所未能想象的——这反映了中国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。



与《大国崛起》不同，政论电视片《复兴之路》讨论的焦点是中国，它要告诉观众的是：为什么中国会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。它先说明了中国为什么会选择社会主义，后说明了中国为什么会选择市场经济道路。



对《大国崛起》一片的评价，国家社科院党国英教授的《《大国崛起》批判》一文，最值得重视。而《复兴之路》的编导则来自《大国崛起》一片的原班人马，其认识问题的水平也未见有大的超越。比如，在讨论制度的选择的时候，本片并未明示进行选择制度的人是谁，方式和渠道是什么。特别是没有讨论这一连串的选择后面的价值基础是什么。



通过影片的介绍，我们知道了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来自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言而无信的“国家机会主义”的反应。而14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，则是出于领导层对市场经济制度对于改善民生，提升国力的理性认识。而如果从老百姓的角度看，大多数人基本上处于“他们选择制度，我们选择适应”的状态。在这过去了的100多年中，老百姓的身份和地位已经完成了由“臣民”向“国民”的转化，下一步要稳步向“公民”转化。这意味着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对人类基本价值观的广泛认可。



2007年，中国的ＧＤＰ将超过德国，成为世界第三。（当然，没有人会认为中国的富裕程度已经超过了德国。因为富裕程度是用人均ＧＤＰ来衡量的）。要放在改革初期，这种情况最多只会存在于想象中，甚至这点都想象不出来。但是从当前民众的反应看，似乎不怎么热烈。



国内，人们关心的重点，已经开始从“国家崛起、民族复兴”等宏大叙事中，逐渐转向了以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和权利为中心的“琐屑小事”中。政府也及时回应以“群众利益无小事”的口号，这是一种良性互动。现在有的人主动质疑那个“平均工资涨幅高于物价涨幅”的新闻，认为分配不均的条件下，GDP增长的好处为少数拥有特权的人或者是勾结特权的人所获得，因此在庆祝的队伍中自己不值得盲从。这里包含了民众对公权和特权进行约束的强烈期待。



国外，也有外国媒体对中国迅速的崛起持一种审视的目光。他们想判断的是，这到底是和平力量的崛起还是传统专制力量的崛起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未来的路是否适合用“复兴之路”来概括，还有待于商榷。但是笔者认为，官方应该旗帜鲜明地宣传以下一系列与宗教、民族、党派、肤色、性别等都无关的、具有普适性和一般性的人类价值观。因为它们是获得内部和外部稳定和谐的基础：



人权：个人应该有免于受恐惧和强制的自由，这表现为大量的民事自由权和经济自由权。

公正：它意味着对同样环境中的人一视同仁。其中包括起点公平、程序公正和结果平等。这将要求用法治替代人治。

安全：它是人们的信心，相信直至将来，人们都能享有其生命和自由，不会受到暴力的和非法的干预。

和平：指既没有共同体内权势者强加的纷争和暴力（内部和平），也没有外部权势者强加的纷争和暴力（外部和平）。

产权：赫希尔佛说：“第一个圈起一块地并且声称‘这是我的’的人，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”。柯武刚在《制度经济学》中说：“一旦人们控制了他们的财产及其获益，就有动力为使用他们的财产而不辞辛劳，胼手胝足，不断创新。这完全是因为他们相信，他们付出的努力，所承担的风险都将得到回报。因此，私人产权是人类文明赖以建立起来的基石之一”。

宪政制度：宪政制度是减少国家机会主义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的关键。



经编辑后发表于《东方财经周刊》：http://www.jinbw.com.cn/jinbw/xwzx/dfcjzk/gdzf/20071112180.htm